蔡秋桐《興兄》探析
張日郡
一、前言
日據時期「保正」作家蔡秋桐在一九三五年所發表的〈興兄〉，描寫小說中的主角興兄，是位單純善良、為家庭犧牲奉獻的農民，卻將光宗耀祖的希望全放在三兒子風兒身上，而不惜竭盡所有的財力與心力，等到風兒學成回國，卻早已喪失自己文化的根，令望子成龍的興兄感到一種莫名的失落。
文中所呈現父子之間的代溝顯然不止是親情的問題，更是整個大環境造成了兩個新舊時代甚至是文化間的衝突，而蔡秋桐在處理這些衝突時，以各種角度如文化習俗、城鄉的差距等來引導讀者，字裡行間讓讀者逐漸感受這時代所賦予的衝突感，並且在小說最後一句「唉！沒記得去媽祖婆燒金了。」留下回音，使得〈興兄〉這篇小說的結局在讀者腦中有了另一個思考的開始。
二、〈興兄〉之時代背景
文中一開始便以寒冬時節在鄉村裡的狀況書寫，「受著前回的風害，那一遍甘蔗雖有些春心，還是枝枝都攏枯槁的橫倒在那甘蔗園中呢。」縱使作物有些春心，但仍帶給農民一定層度的傷害。而當又到了播秧的季節，興兄田裡所用的井水不足遲遲無法耕作，使得在嘉南大圳未成功前他總能提早獲利的優勢喪失，以致於家庭的經濟狀況也一日不如一日。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之後，對台灣的農業衝擊更是劇烈，「栗價致之崩落了，蔗價也大跌落了，竟然釀成個有貨賣無錢的狀態了，農村的疲弊直趨至極點了。」
蔡秋桐寫出了整個環境對於興兄是愈來愈不利的，甚至是與興兄同樣是依靠農田生活的農民。文中雖未明顯點出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種種剝削，但筆者認為蔡秋桐選擇在幾個時間點上隱入批判：(1)寒害：從日本佔據台灣以來，台灣人民必須忍受著總總的不公與不義，從日治開始，台灣不再四季如春，人民彷彿那一遍甘蔗橫倒在台灣的甘蔗園中。(2)嘉南大圳：日本將台灣當成南進的基地，打著「工業日本，農業台灣」的口號，並興建嘉南大圳使台灣的農業生產品質提升，但為的只是日本的利益，並非改善台灣農民之生活品質，而興建之一半費用仍必須由台灣人民支付，影響的首當其衝便是興兄這類的農民。(3)二次世界大戰：日本的帝國主義開始對外擴開，引發世界性的戰爭，而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，自然成為作戰用的消耗「物資」，台灣人的尊嚴也當成了砲灰，這對台灣是極不公平的。
三、〈興兄〉寫作手法分析
(一)人物命名：蔡秋桐在人物的命名上，仍與大部分當時的作家一樣，以名字來達到一定層度的反諷，文中的主角「興兄」在時代的推移之下，不管是物質生活上或是精神層面的慰藉都是愈來愈貧乏的。「風兒」當真如名字般，是沒有「家」的遊子，在喪失文化的根之後徹底成為「風兒」，縱使學成歸國仍舊無法落地。筆者認為日治作家在為他所創造的小說人物命名時，是以一種父親的心態，而這些「孩子」的種種遭遇，看在「父親」眼中如同讀者的眼中，是種莫名的無助以及悲傷。
(二)對比手法：在新舊交替的世代中，各種價值觀在這篇小說中一直衝突著。
(1)「井水不犯河水？」：興兄的農田是以舊時代的鑿井技術，取得台灣土地下的井水來灌溉，支撐著興兄一家的生計以及風兒的學資，但自從日本以新技術來建造嘉南大圳之後，這新舊技術之間的差異，讓興兄的產值不如從前，生活更是日漸困苦，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壞景氣，使得興兄只好將賴以維生的田地拿去抵押，付風兒的學資了。但興兄不知風兒的歷史記憶已逐漸被日本文化所改寫，還義無反顧地用台灣的乳汁去孕育「日本」。
(2)文化習俗：
1.婚嫁的習俗：在風兒學成即將歸國並順道迎娶大和媳婦之時，興兄「很守古例，像那個「子婿燈」是不可缺的…」，等到正式迎娶時「興兄最致意者就是那個「戶朾」，…新娘初入門不可踏…」豈知大和媳婦根本不從大廳而入，而直接進風兒的房間，顯然大和媳婦的無禁忌與興兄的守傳統古禮成了強烈對比。再者宴客時，「新郎新婦穿著「紋附的和服」向眾人道謝了。」這裡卻顯示出風兒夫妻是遵循日本結婚的禮儀，更強調了台灣與日本之間文化的衝突。
2.新年的習俗：「風兒因為離鄉多年，鄉語也忘記了，就是在來的生活也不慣了，自己的祖家是住不得了。」而搬到就職古都，新年過節更是沒回來與興兄一家團圓，在這段興兄等風兒回鄉團圓的描述中「啊！真大不孝！哼！汝也不該新得這麼款！年頭到年尾，勿論是誰也該回來一家團圓，怎麼連這年到日，汝也不願回來嗎？」顯現了一個傳統社會中父親的焦慮，興兄渴望的不止是風兒的人歸來而已，更是風兒背棄孝道的人倫之本。
3.服侍長輩的習俗：「大媳婦二媳婦款待他是無微不至！親像面桶水啦…」這是台灣媳婦對待長輩的態度，反觀大和媳婦入門，從未服侍過興兄。就在興兄前往就職古都的風兒官邸，大和媳婦卻將這個公公當成鬧事的人而「惡言」相向，這也是這篇小說中大和媳婦開口說話最多的時間點，彷彿透露殖民者對被殖民者最常的用語。直到風兒回來之後，大和媳婦才轉個態度攙扶興兄、幫興兄洗腳、跪在興兄面前斟酒…等，這些行為在興兄面前顯得做作，亦證明她是個「有禮無體的大和姑娘」。
(3)城鄉差距：當興兄為了找風兒而到了古都時，「興兄舉目一看，事事都不如前了，興兄詫異地自問：「豈不是古都嗎？」…」興兄自從媽祖停止進香之後，便很久未到古都，以致於他的歷史記憶仍舊停留在以往，而古都的環境變遷使興兄對它產生了「陌生感」，一是現代化的建築，二則是日本殖民台灣後，在城市加諸了許多秩序，如文中：「興兄又犯著左側通行了，這時興兄感覺都會怎麼如此艱難過日呢！他愈想討厭起來…回到他自己的田裡來了，這殺人的都會有什麼好留戀？」這股「陌生感」讓興兄感覺到莫名的焦慮，一直衝擊著他內心自由的鄉村生活，在同一塊土地上卻有兩種新舊時代與文化上的衝突，興兄心中的「撕裂感」是可想而知的。
四、結論─空間的暴力
蔡秋桐在處理興兄進入古都的手法相當值得探討，雖然文中所透露的線索是親情的理由─興兄為了找風兒，但暗藏的引線卻是文化認同的問題─曾為媽祖進香的古都。興兄向著古都而來，對古都唯一的記憶便是向媽祖進香之事，直到即將離開古都之時卻又說：「唉！沒記得去媽祖婆燒金了。」筆者分析了三點：(一)「陌生感」使得興兄原本的歷史記憶與變遷後的古都無法產生共鳴，直到要離開古都，原本的歷史記憶才又喚醒。(二)蔡秋桐藉此暗示著現代化之後的古都，或許根本沒有媽祖廟，這傳統民間信仰在新時代是不會存在的。(三)興兄在古都的總總楣運，是要更強調本可保平安的媽祖或許都自身難保了。這三點共通的便是，象徵中國傳統文化的媽祖，在日本殖民改造的古都是被邊緣化，甚至是「同化」的。
在古都的興兄亦可另作一傳統文化之象徵，但不同於媽祖的是，筆者認為蔡秋桐將其本身的自覺化成興兄，與外來文化作一種「對抗」，如文中興兄雖在風兒官邸接受了大和媳婦的服侍，並「轉怒為笑說：「哈哈，我底好媳婦！」」而在晚餐之後酒酣至大醉，酒退醒來縱使他睡在官邸裡高級的床上，卻反倒感覺不自在。又如，隔天風兒要帶興兄遊遊古都，並為興兄準備了體面的服飾，一開始興兄為了顧及風兒的面子勉強穿上，遊歷了古都的風物後，在一家百貨店用餐後，「行到昇降機口，正好要降下去…興兄一時暈去了…幸不至大事，定神醒來了，」興兄鞋也不穿，要回去了，在路上又因觸犯了交通規則，讓興兄感覺到這個空間的壓力，而很迫切的想回到家鄉。這些看似相當進步且文明的古都，事實上卻是殖民者緩慢加諸的「空間暴力」，但興兄卻拒絕被同化，以至於在最後提起了忘記向象徵中國傳統文化的媽祖燒金之事，因為他仍堅信在自己的歷史記憶中，可以找到最原始的歸屬地。
參考資料：
1.
許俊雅 《日治時期台灣小說選讀》 萬卷樓 ，頁35-47
2.
陳芳明 〈三○年代台灣作家對現代性的追求與抗拒〉
http://www.nchu.edu.tw/chinese/eo18.html#_ftnref7
